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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本書成書於一九七五年，為魏斐德早年的作品，同時是近代中國史研究的經典代表作。出版至今一直被美國多所大學作為中國歷史課程的基本教材，其研究成果不僅公允地提示出大清帝國必走向衰亡的社會脈絡，也超越了當時西方漢學界中盛行之「衝擊-反應」的西方中心論觀點。

　　作者認為在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，絕不是停滯不變的。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，固然對中國帶來刺激，然而中國本身的各股社會力量，才是促成辛亥革命成功、清廷傾覆、帝制結束的主要因素。因此，本書一開場，先以農民、仕紳、商人在明清社會的生活型態和社群發展，來定調當時民間普遍存在的矛盾和活力的來源；接著逐步從王朝興衰、民族更迭的角度推到清盛世的來臨；之後再交錯注入清代民間社會運動發展和外力入侵的動因，來觀察帝國由盛而衰的轉折，及逐至崩潰的過程，對帝制中國的衰亡作了全方位的剖析。

作者簡介

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, Jr. 1937-2006

　　一九五九年畢業於哈佛大學，主修歐洲史及文學；大學畢業後，轉作中國研究，先後於劍橋大學及巴黎高等政治學院進修，並曾到台灣進行研究工作。返美後投入知名漢學家列文森門下，於一九六五年取得柏克萊大學遠東史博士學位。曾任加州柏克萊大學歷史系教授、東亞研究院院長，上海研究中心創始人，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會長等職。他通曉多國語言，熟悉歐洲年鑑學派、社會史觀，研究中國史時致力觀察世界脈絡，強調著史要有全局性、全球性的大視野，與史景遷、孔復禮並稱「中國史三傑」。主要著作有：《大門口的陌生人》、《洪業：滿清外來政權如何君臨中國》、《歷史與意志》、《特攻教父》等書。

譯者簡介

廖彥博

　　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碩士，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歷史系博士班，著有《我肥大的茉莉香味哀傷》、《三國和你想的不一樣》、《蔣氏家族生活秘史》（合著）、《個人旅行：西雅圖》等書。

第十章 維新與反動
學會紛紛建立
《馬關條約》於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簽訂，結束了中、日兩國間的戰爭。整個清帝國的公眾輿論，立即因為割讓領土而引起廣大的騷動。雖然官方禁止政治結社，但是學生、胸有大志者、以及功名之士開始組織團體以鼓動公眾輿論。在一八九五年五月初二，來自全國各地的一千兩百名舉人聯名簽署長達萬言的「公車上書」，譴責馬關和約、並籲請政治改革。發動此次上書的，是廣東學者康有為，他同時也創立「強學會」，警告中國人，亡國滅種的危險迫在眉睫：俄北瞰，英西睒，法南瞵，日東眈，……我中國孱臥於群雄之間，鼾寢於火薪之上。

他宣稱，除非全國及時覺醒，中國將被帝國主義者當作牛馬般奴役馱重，重蹈印度被亡國的下場。他的強學會預備要在北京發行一份刊物以喚醒大眾，並且在各省設立分會以團結志士，激發他們的儒家澄清天下之志，挽救帝國於危亡。

強學會只是甲午戰後中國如雨後春筍般成立的愛國社團之一。這些菁英份子組成的社團，立刻使當時的人回想起晚明諸學社，這些文人結社，暗中涉入抗清運動，引起朝廷在一六五二年後，禁止組織政治團體。事實上，這些一八九○年代的學會，已經與十七世紀那種論文講道的社團大相逕異——無論後者有多麼牽扯現實政治。這些甲午戰後成立的團體，並不僅想要影響皇帝以改革朝廷，他們也誓言要在各省將其主張付諸實現。湖南是在地方上團體最活躍的省分，因為這裡曾經出過曾國藩和左宗棠這樣的領導者的緣故，該地的仕紳於朝廷中的發言特別有份量。一位眼光深遠的湖南學人譚嗣同，也效法康有為，於一八九七年在長沙組織了「南學會」。分會很快就在全省各地成立，倡導地方縣學堂的學制改革、興辦城市經濟事業、以及改良地方行政。上述這些活動，是各省仕紳朝向政治化的第一步。南學會這些急躁、有時顯得激進的領導人們，和二十世紀前十年的清末新政仕紳，並不屬於同一種類型；但是譚嗣同和他的追隨者們，確實為十年後涉入地方政治的仕紳們，留下了可供效法的典範。

這些學會還有另外一種新性格，那就是他們強調自願加入的原則。有鑒於晚明官員競相結黨相攻的教訓，因此在清朝時，即使是仕紳當中最直言耿介的改革擁護者，也不敢率爾提出組織政治性團體的號召。儒家的政治倫理，認為在政府之中組黨或結派的行為，是侵犯了君主與人臣之間一對一的神聖關係。專制君王們（如雍正皇帝）熱衷提倡這種觀念，因為他們想要避免皇權遭受群臣結黨的阻撓。現在，在救亡圖存的大旗底下，年輕的士子在全國之內紛紛聚集，他們不但想要和官員結盟，也要動員民眾。這些具有過渡性質的團體，因此既不是唯領導者是從的派系，也不是現代的政黨，學會組織的章程，和他們各項主張的實質內容同樣的重要。

倡導改革變法者如梁啟超，在聖賢經典當中找尋自發結社的往例，他們找到古代哲人荀子；這位思想家認為人與禽獸相異之處，在於人能夠以道德組成社會。如果所有的社會單位都是人能結群的自然結果，那麼就沒有任何的單位，會比其他團體來得更「自然」、合理。儒家向來反對有任何「不自然」的社會組織，不合理的凌駕於家庭、社會之上。如今，梁啟超等作家們，認為社團和黨派正如宗族與鄰里一樣，十分順理成章，都是人類發展、進步之所必須。學會對於自發性組織團體的堂皇主張，因此勢必帶出國家政體的新觀念。中國不僅只是由天命所定義的文化整體，更是由社會、人群所肇建的領土、國家。換句話說，便是人群能夠組成國家。這樣的定義，已經與當代主權在民、社會契約論的民主理論相去不遠，而梁啟超很快就在他的著作中，將上面這兩個概念連結起來。

儘管知識份子很容易就能夠讀到梁的《時務報》、譚嗣同的《湘學新報》，可是由這些學會所發起的改革，卻不是一場群眾運動。他們號召民眾響應，但是絕大部分的參加者，以及所有的領導人，都出身自士大夫菁英。不過，這些改革者並未將自身看作清高的知識份子、自外於公眾輿論，也試圖獲得廣大民眾的支持。這些「仁人君子」們，相信能夠創造出一個凝聚中國人的意識形態，也就是將儒家個人修身之道，轉化為一種宗教，就像西方人宣傳基督教一樣，在全世界各民族之間稱頌。這種新的「孔教」同時也包含了社會改革方案，鼓勵中國人戒除吸食鴉片煙、纏足、以及其他足以顯示國家落後的惡習。